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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目中的爱国学者

作者:费孝通日期:2014年4月4日 18:28

几天前,我接到一份通知,说民盟中央要举办纪念曾昭抡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,问我能不能参加。我说我一定要来。说过之后,我就想,曾昭抡先生在我脑海里边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这个问题不清楚不行。曾先生在历史里边该怎么评价,我没有资格讲这个话。在我心目中他是个什么样的人,要定个位。我想来想去,有四个字觉得比较妥当一些,就是“爱国学者”。
    从年龄上讲,我比曾先生差10年,晚他一代。他这一代人,我接触到了,可是我不属于他那代人,下一代人认识上一代人不容易。我上一代人的特点在哪里,不容易看得清楚。我看曾昭抡先生,是小一辈看前辈。两辈人在历史里边的位置不同,发生的变化也很大。我希望自己能超脱出我这一代,设身处地去想想上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点,领略一代风骚。我写过一篇文章,叫《清华人的一代风骚》。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有共同之处,在各个学科上都表现了出来。
    说老实话,我能看出来这一点,但是并不能完全理解。他们生活中的很多事情,我觉得很奇怪。比如讲曾昭抡先生,在西南联大时期,他已经很出名了,是系主任。因为潘光旦先生的关系,我同曾先生也比较熟识,经常听到说他的笑话。他这个人连鞋都穿不好的,是破的。他想不到自己要穿好一点的鞋,还是潘太太提醒他要换一双。最突出的是,下雨的时候,他拿着伞,却不知道打开。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这批老头是怪人。可是我们同情他们,觉得怪得有意思。不修边幅,这是别人的评价,是好话。在他们的心里是想不到有边幅可修。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,比其他东西都重要。我想这个东西怎么表达呢?是不是可以用“志”来表达,“匹夫不可夺志”的“志”。这个“志”在我的上一辈人心里很清楚。他要追求一个东西,一个人生的着落。
    我最近看了不少写上一代的知识分子生平的书,比如陈寅恪,他一定要在明朝到清朝的知识分子当中找到他可以通话的人,所以写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他感到语言能通、能交流思想的人,还是在明清之间。志向不同,讲不了话的。代沟的意思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了,志不同也。现在,我们同下一代人交往,看不出他们中的一些人“志”在哪里。他也有他的志,有他追求的东西,有他生活的着落点,可是我们不能体会他了。这和我们对老一代人一样,我对曾昭抡先生这一代人,包括闻一多先生,他们一生中什么东西最重要,他们心里很清楚,我们理解起来就有困难。曾先生连家都不要的。他回到家里,家里的保姆不知道他是主人,把他当客人招待。见曾先生到晚上还不走,保姆很奇怪,闹不明白这个客人怎么回事。这是个笑话,也是真事,说明曾先生“志”不在家。
    他的“志”在什么地方,我看的不一定对,但我看到了两个主要的东西,第一个是爱国,这是我看上一代人首先看到的东西。他们的爱国和现在讲的爱国不同。他们真的爱国,这是第一位的东西。为了爱国,别的事都可以放下。第二个是学术,学者要有知识,有学识。开创一个学科或一个学科的局面,是他一生惟一的任务。一是“爱国”,一是“学者”,曾昭抡先生身上这两个东西表现得很清楚。现在的学者,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,搞教学可以,到科学院也可以,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,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。
    曾昭伦先生对待化学,是和对待他爱人一样的。他创办化学学会会志,用的钱都是自己掏出来的。不是人家要他拿钱,是他主动把工资拿出来办这个杂志。杂志比他的鞋重要。他为这个学科费尽心力,像一个妈妈对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在我国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边,据说他是第一个。通过实践获得科学知识,他解决了这一个很基本的问题,抓住了要害。人生经历当中的有些东西,随着历史发展就过去了,像“六教授”,像“右派”,这些东西都过去了,不再讲了,可是实验室对于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是不会过去的。这是学习的需要。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,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。在我心目中,曾昭抡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。“学”的根子,是爱国,所以我说他是爱国学者。
    我们民盟也是从爱国这两个字上长出来的。我和曾先生差不多同时进民盟,都是在20世纪40年代。进民盟没有别的理由,就是爱国。当时我们觉得,再那么搞下去不行了,要当亡国奴了,要救亡,所以要加入民盟。不是想当官、想当部长才进民盟的。他后来被打成右派,官做不成了,他也不在乎。他觉得这样很好啊,可以回去教书了,可以归队了。他真的到武汉去教书了,而且教得很认真,教得很好。编写了很多教材,培养了很多人才。他在的那个学校我去过,在珞珈山上,高高低低的路不大好走。他还是老样子,穿的还是破鞋子,走路碰在树上,碰破了头也不在乎。他心里边装的就是一个学科的发展,志向在此。
    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,有个寄托。一生要做什么事情,自己要知道,要明白。现在的人很多不知道他的一生要干什么,没有一个清楚的目标,没有志向了。过去讲“三军可以夺帅,匹夫不可夺志”。我觉得“志”是以前的知识分子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,我的上一代人在这个方面比较清楚。像汤佩松,把一生精力放在生物学里边;曾昭抡把一生的精力放在化学里边。没有这样的人在那里拼命,一个学科是不可能出来的。
现在科学院里的人,可以在一门学科的考卷上证明自己学得很好,分数考得很高,得到硕士学位,博士学位,得到各种各样的名誉,可是他并不一定清楚进入这个学科追求的是什么,不一定会觉得这个学科比自己穿的鞋还重要,比自己的老婆还重要。我对现在的年轻人不大了解,也不大理解。我这一代的人不能完全理解上一代人,下一代人也不能完全理解我这一代人。相差10年,就有了不能理解的地方。我希望大家能互相地多理解一些。中国文化要是再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时候,科学界就不能缺曾昭抡这样的人。我希望有这一天,知识分子靠的是知识,国家发展也需要积累知识,这是根本。曾先生当部长的历史很快就过去了,可是他花钱办的化学杂志还存在,他拼命发展的学科还存在,他的“志”转化成的东西还存在。我不知道新一代继续下去的还有没有这样一个东西。没有这个东西就危险了。没有“志”了,文化就没有底了,没有根本了,我很担心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原载于《群言》杂志1999年第8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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